王戎笙，1929年生，湖北汉川人。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隶属29军87师。1952年至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秦汉史组，任研究实习员。1960年历史研究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转到明清史研究组，任助理研究员。1966年，历史研究所成立明清史研究室，任研究室副主任。1958年至196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秘书。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清史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清史论丛》编委会委员、主编等。1982年-1983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

　　王戎笙先生早年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致力于历史研究，一生经历重要的时代变迁，任职多个重要工作岗位，秉承严谨科学的工作与研究作风，在行政工作与科研学术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清史学重要的开拓者之一。

　　王戎笙先生起先从事秦汉史研究，后来则专注于清代历史的领域。197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建学术委员会，经院党组批复，王戎笙先生与尹达、邓广铭、顾颉刚、张政烺、侯外庐、白寿彝等二十一人成为学术委员，而且历任四届，直到1998年。

　　当时正值“文革”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历史研究所讨论学术课题时，清史研究室同仁提出创办一个刊物，以反映和发布学界的研究成果。后来决定创办《清史论丛》集刊，每年一期，由研究人员兼职编辑。《清史论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持学术开放态度，容纳各种观点，文章长短不限。形成“专注研究、博鱼体育学风严谨、把握学术前沿”的刊物特色，许多清史学者的重要文章和新发现，都发表在该刊，被国内外著名高校、学术机构和清史学家视作必备参考。王戎笙等先生的办刊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同仁团结在杨向奎和王戎笙先生周围，齐心合力，还创办了《清史资料》《清史研究通讯》等刊物，一时成为清史学界最重要的阵地。八十年代后期，由出版社承担出版的《清史论丛》等刊物，因面临经费困难发生难以为继的危机。在此困难时刻，著名清史学家、台湾大学陈捷先教授通过杜维运教授联系到王戎笙先生，捐资支持《清史论丛》的出版。这样，《清史论丛》得以渡过难关。而其它期刊，则遭遇了中途夭折的命运。其中，《清史研究通讯》期刊，则转给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为现在的《清史研究》杂志。2009年，王戎笙先生年届八秩，《清史论丛》出版了“纪念《清史论丛》创办三十周年、祝贺王戎笙先生八十华诞”专号，以示对这位我国改革开放后清史领域的开拓者的崇敬之情。

　　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即酝酿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一部大型清史。“文革”结束不久，这项工作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全国史学规划会议。由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共同负责编制的《清史编纂规划（草案）》，王戎笙先生为重要起草人之一。此《规划》（草案）完成后，曾经反复讨论，鉴于大量的清史资料特别是清代档案资料整理还处于起步状态，专题研究还不够深入，修纂大型清史的条件尚不具备。1983年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又重新讨论了清史编纂规划，形成新的方案。这个规划的要点是自1983年起到1990年，即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之后一年，以8年的时间，完成一部10卷本的《清代全史》（当时暂定名为《清代通史》）和大约20卷的《清代人物传稿》。这个项目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王戎笙先生担任项目主持人。《清代全史》十个分卷各自设立主编，王戎笙担任第2卷、第4卷主编，其它各卷主编皆为一时之选，如李洵、郭松义、韦庆远等先生，皆为当时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1990年，全书如期完成。1993年，《清代全史》出版，其规模宏大，研究深入，得到学界高度评价。《清代全史》1994年获中国图书奖、1998年获郭沫若历史学奖，成为代表当时清史研究最高水平的鸿篇巨制，迄今未被超越。

　　王戎笙先生主持的《清代全史》，探索不设总主编，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分卷主编不同意见，但是全书围绕重大问题，比如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面临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能力，民族政策及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边疆地区的开发等问题，都做了深入的讨论和探索，在全书中有全面的反映。这种尊重学术规律、发扬学术民主、解决重大问题的精神，成为王戎笙先生终身秉承的学术精神。

　　王先生具有一种非凡的学术组织能力。1992年教育部考试中心组实施中国考试文献集成项目，请王先生担任主编。王先生组织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全国众多机构，完成《中国考试文献集成》项目，并担任第六卷的主编博鱼体育。其后又主编完成《中国考试通史》，出色的完成了这一填补空白的重大国家项目。

　　1982年，应密歇根大学之邀，王戎笙前往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并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短期讲学访问。他用一年的时间，搜集了200多部港、台重要学者的清史著作，1000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在当时的图书资料尚不丰富、学术信息交流尚不畅通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学术宝藏。但王先生胸怀学界，回来花费巨大精力，将这些论著信息整理成《台港清史研究文摘》一书，全书设计三十个专题，涉及从方法论、通论到各专题，收录港台100位重要学者的代表性论著信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开拓清史学界的视野、增进中外学术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戎笙先生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态度非常客观，特别尊重历史事实。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湖南等地“发现”所谓有关李自成的文物，明末农民领袖与李自成下落等历史问题在社会上引起热议和反响。由于涉及国务院核定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自成墓”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是否正确，全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有关表述是否需要修订等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遵照上级指示，于1996年7月设立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项目，由王戎笙先生主持。该课题设立时，王戎笙先生就领导课题组展开深入研究和实地调查，对学界现存的各种观点和说法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考证，对社会上流传的所谓“文物”“证据”进行科学的调查和鉴定，对课题制定了指导精神：“李自成是这个历史上有影响的农民起义领袖，对他的结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不能因为争夺旅游资源就长期在不良风气影响下处于混乱状态。我们要提倡严谨的学风，讲求职业道德，不吃请，不惟上，不信小道消息，不以权威的大小判断是非。一切以事实为根据，讲真理，不讲情面。对全部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对双方的出土文物请专家进行科学的鉴定。用经过整理的可靠材料告诉人们，哪些说法是不可信的，筛选出一个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说法，把讨论引向正规。”

　　这一科学客观的指导思想，保证了这一课题的顺利进行。课题组对实录、档案、方志、谱牒、文集、笔记、野史等材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尤其是文物材料，进行渔网式搜集考察。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课题组还奔赴湖北通山、湖南石门、慈利等地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调查，与地方耆宿、专家学者举行座谈，请教考古界苏秉琦、王仲殊等先生，充分听取各方观点和意见。在充分掌握现有材料和动态的基础上，对李自成结局等重大问题作出不含糊、不回避的客观结论。最后由王戎笙先生执笔写成《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课题组研究报告），与课题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论文一并形成《李自成结局研究》一书。该书以大量的事实和坚实的调查，将社会上流传的种种无根据的说法进行了清理和辨伪，对端正学风、还原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戎笙在这项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态度，严谨、民主的作风，是项目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尤其是对于一些学术精深的专家的意见，王先生特别重视。比如原本不在课题组的历史所道教研究专家王育成研究员通过对湖南道教符箓等证据的详细考证辨伪，写成《石门奉天玉阳圹灵符与李自成无关》一文，得到了王戎笙先生高度重视，成为该课题的重要成果支撑。

　　王戎笙先生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史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但他对清代汉学考据、辨伪等学术十分重视。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社会上虚假的文献与文物大行其道，有的甚至对学术研究产生干扰。王先生专门花费精力，从事一项以清人辨伪学为主要方法的研究工作。他指出：“从两汉到明清，辨伪学有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大批辨伪成果和众多的辨伪学家。到了20世纪，具有新思想的辨伪学家辈出，经过他们的科学总结，使传统的辨伪学系统化、科学化了。”由于王戎笙先生曾经担任过十年郭沫若秘书，对郭老的学术和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社会上大量出现郭沫若书信、书法作品，引起王先生的注意。王先生在认真调查了解后，搜集了大量材料，并利用郭沫若纪念馆收藏的大量文献，写成了《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一书。正如王先生指出：“我之所以要写这种辨伪书，完全是责任感的驱使。深感眼下学术腐败，弄虚作假者大行其道，赝品走俏而辨伪学却没有及时跟进。学术界有识之士深为忧虑，纷纷呼吁：还学术一片净土。”在这部著作中，王戎笙先生坚持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不让自己的主观看法和个人经历影响科学研究的工作，排除“知情人指认真伪”这一被文博界广泛认可的做法，以增加研究的客观性。王先生指出：“我学习鉴定郭沫若书法作品，拥有别人并不具备的优越条件。郭沫若临池挥毫，我常在一旁服务，亲眼看他如何运笔，如何‘逆入平出，回锋转向’，也知道他临过何帖，学过何体。阅览他的真迹也比别人多，经过这几年看拍卖预展和在互联网上的搜寻，我看到的赝品也比别人多。凭直觉，我能大体看出真假。我知道，仅凭直觉是不行的，要说出道理来，以理服人。”王戎笙先生曾经与郭老朝夕相处，承担一些书信的拟稿工作，也在郭老书写的时候在旁担任助手，对郭老的书信和书法的内容和特点是非常熟悉的，对其真伪的鉴定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作为历史研究，王戎笙先生认为并非一般工作，应该遵循辨伪学的方法和规范。因此，这部非常“实用”但又严谨科学的著作博鱼体育，实际上是一部以郭沫若书信、书法作品为材料，与社会上的赝品伪作比对辨伪之作，对郭沫若研究、当代文化现象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2009年，清史研究室为庆贺王戎笙先生年届八秩，专门为先生举办了一场学术报告会，请王先生谈一谈他的治学与思考。王先生兴致很高，谈了自己的治学经历和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谈到历史研究中的种种现象，他依然不能忘怀当年提出的“中国何以落后挨打，是清代历史中头等重要的历史课题”。他谈到新近对道光朝应对战争的思考问题时，指出从最高决策的角度来看，清廷信息闭塞，造成对英军行动的种种误判，他非常全面细致的分析了各种导致清廷失败的因素。最后指出，即使在南京江面谈判期间，道光皇帝如果善于应用拖延等手段作为筹码的话，英军面临着孤军深入、长江枯水期将至的困难局面，可能会为谈判的条件争取更多的主动。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讲座结束后我跟王先生闲谈，提出英国19世纪中期已经是第一海洋帝国，海军威震四海，背后靠的除了经济力量外，海洋科学亦极发达。海军航行严重依靠水文、气候、航线的调查，英国人大概是了解长江航道的水文状况与季节特征的。王先生听后说：你讲的有道理，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做考察。我以为王先生在一场漫谈式的学术讨论会后，跟大家交流一下观点就足够了。没想到却很认真的重新考察了这个问题，并写成了一篇材料丰富、考据详实的文章：《战争清廷错失一次全歼侵华英军的绝好机会》，发表在2011年故宫与北大主编的《明清论丛》上。文章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考察，第一部分就对战争前长江下游航道的特征、长江出海口水文记录、上海周边海域的状况做了说明，并对中国文献《江苏沿海图说》《海国图志》等的有关记录，还对西方殖民者对长江水域的调查、阿美士德使团在上海周边海域的侦察做了详细的说明，然后利用英军指挥官的回忆录等文献分析战争中英军孤军深入、气候炎热、军中瘟疫流行等种种困难局面，指出清廷昧于对敌方的了解，导致战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与讲座时相比，这个问题的整体框架与文献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变。文章极大地震撼了我，一位八十高龄的学术大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完全客观的审视，发现线索后又以极大的功夫去普查史料，最后将这个问题做了周到、全面的解决。这真是一代史学大家虚怀若谷、对历史真相锲而不舍的史学精神的最好体现。

　　王戎笙先生曾指出：“清代的历史，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中国被突然卷入了世界潮流。一个以弯弓跃马崛起的满族建立的大清皇朝，面对着以战舰火炮先后崛起的几个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日本、俄罗斯。这些陌生的来客崛起后便到中国叩门，频繁使用通商、外交、传教、战争等手段，对中国巧取豪夺。用什么样的政治智慧应付这种局面，是摆在清政府面前最严峻的难题。应付这种局面的历史，就成了我们今天的研究对象。中国何以落后挨打？这是清代历史中头等重要的历史课题。”2017年，88岁高龄的王戎笙先生，出版了《中国何以落后挨打—问责康雍乾》一书，全书以宏大的的视野、长时段的关怀，从17世纪世界局势、清朝军事、文化、国防、科技、外交几个方面，对清代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反思。关注清代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影响国际民生的重要问题，是王戎笙先生贯穿终身的家国情怀。这部著作也完成了王先生一贯倡导的研究中国何以落后挨打，是历史研究中头等重要的问题的夙愿。

　　王戎笙先生离休后，基本上保持和上班时期一样的节奏，每周都会定期返所，与研究室同仁讨论问题，热心指导年轻学者和晚辈的请教和学业，文章和论著一直不断。2003年我进入清史研究室工作时，已经离退的先生，如王戎笙、何龄修、赫治清等先生依然保持着每周返所的习惯，研究室同仁可以方便的请教、讨论，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王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兴趣。他是最早使用个人电脑的老先生之一，到了离退后，许多年轻人还向他请教电脑修理和应用的方面的问题。近年王先生卧病在床期间，不能自由行动。他的卧室兼书房本十分狭小，地板上、书桌上堆满了书籍，使得家人协助下床十分不便。但王先生坚决不允许动他的书，说那些都有用，要经常翻阅。据王戎笙先生介绍，他的家里没有一幅郭沫若的书法作品。一位在郭老身边工作整十年，在郭老给众多机构、人物题写大量书法作品时铺纸、研墨的工作人员，竟然没有收藏一幅郭老的作品，这种严格的自律意识和廉洁的工作作风，令人肃然起敬。

　　王戎笙先生是副局级离休干部，资深研究员，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但住房却一直十分简陋，他从不在意。王先生的夫人是人民大学经济系教师，15岁时与20岁的先生相识，可谓青梅竹马，至今共同生活已经66年。王先生原名王戎生，意为戎马书生。解放后王夫人认为进入和平年代，不用再戎马生涯了，建议王先生名字改为王戎笙，取寄寓和平之意。以后王先生一直使用这个名字署名，直到最后一部著作。王夫人对先生的照顾也十分周到，先生晚年出版的几本著作都是由老人家一字一字进行校对。王夫人快人快语，性格直率。她说王先生在家基本上埋首在书堆中，饮食也非常简单，每天都是草草吃完即回到书桌，经常不记得吃过什么。我们闲谈提起已故何龄修先生的回忆录《五库斋忆旧》一书，我劝王先生是否可以将丰富的阅历和学术历程口述下来，出一个回忆录，以激励后学。王先生淡然一笑，认为没有必要。但是老太太却十分赞成，也劝先生，如果愿意，她可以慢慢记录。我赶紧说研究室可以安排年轻人来协助，每周来一次也行博鱼动态，每月来一次也行，这个工作要抓紧做，王先生的口述回忆要抢救性地做起来。王先生未置可否。老太太接着这个话题，给我们讲了一些王先生过去的生活经历。在个人待遇方面，王戎笙先生从未向组织提过要求。当年给王先生分配了一个房子，家徒四壁，连门窗都不堪用。王师母说那个时候她十分生气，要到单位去反映，但先生坚决制止她去。王先生硬是用两三年时间一点一点自己亲手做木工打造门窗和家具，才得以安居。对于一些个人荣誉和待遇，王先生也从不在意。王师母提起这些事情时说，先生平时都很温和，唯独在这些事情上，只要她有抱怨，就会严词厉色地加以制止，批评她“庸俗”！！！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对原本在研究室常相过从的老先生太不了解了，对先生高洁的人格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然而，王先生对另外一些荣誉，却十分看重。2019年王先生获颁“建国70周年荣誉勋章”、2021年“在党50年荣誉勋章”，古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赵笑洁都亲自上门颁送，王先生看到勋章后，热泪盈眶，长时间哽咽不能语，感动了在场所有人。至今赵书记提起都眼含泪花。真是：一代宗师，不忘初心，家国情怀，历久弥坚。

　　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

　　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太平天国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王戎笙主编：《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华文明》，重庆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王戎笙主编：《清代的边疆开发：1991年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王戎笙主编：《中国考试文献集成》（第六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王戎笙等主编：《中国考试通史》卷三“明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王戎笙：《中国何以落后挨打——问责康雍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出版。